德国“佛系抗疫”翻车记:20天从60例变20000例,德国人还要唱《欢乐颂》?

2020-03-23

最近欧洲的疫情简直是一天一个变化。

意大利昨天累计确诊突破5万(53578),死亡人数超过中国(4825),死亡率高达9%。

前几天欧洲第二还是西班牙,然而根据实时更新的统计来源(Roylab Stats),德国已经反超西班牙(25554 VS 25496),成为欧洲第二疫情重灾区。

谁也没有想到德国会增长得那么快:

3月1号破100

3月9号破1000

3月18号破10000

3月21号破20000

3天翻一番,9天翻10倍……

疫情早期,德国以较早出现病例、但保持“长期零死亡”赢得世界赞誉。

但如今,德国确诊数量超越伊朗、法国、西班牙,死亡率虽低(0.37%),但总死亡人数正在直线拉升:

作为欧洲医疗条件数一数二的大国,我们不禁要问:德国怎么了?

更让人感到担忧的数字是:现在德国跟西班牙都是2万多确诊,但西班牙治愈2125例,德国仅治愈290,不到西班牙的七分之一。

德国人口(8315万)接近西班牙(4673万)的两倍,说明人口规模更大的德国,现在还处在疫情发展早期。

德国人能遏制住疫情爆发的势头吗?

看到他们最近的表态,我表示深深的怀疑。

前几天英国首相抛出“群体免疫”理论,引来全世界骂声一片。

现在英国人不敢提“群体免疫”了,防疫工作也更积极了,首相宣布伦敦封城,改口说:我们必须像“战时政府”那样抗击疫情!

而德国呢?默克尔执政15年来史无前例地发表了电视讲话,称这是德国“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我知道,目前采取的限制措施有多么剧烈:不再有大型活动,不再有展会,不再有音乐会,甚至中小学、大学、幼儿园都必须停课,儿童游戏场停止使用。我知道,联邦和各州一致采取的这些关停性限制措施都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冲击,这在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看起来很严肃也很负责,对吗?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抗击”疫情,力争“消灭”病毒。

可是只有德国,疫情刚起步,就直接把大目标定成了“延缓”疫情。

在电视讲话里,默克尔说:

“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制定我们的行为准则:减缓病毒的传播,争取赢得几个月的时间来研发药物和疫苗,也为患者尽可能赢得治疗时间。”

3月10号,默克尔公开讲话:“60%-70%在德国的人将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德国《图片报》称,当默克尔抛出了这个惊人数字后,会场陷入一片沉寂。

英国政府说“让”这么多民众感染获得免疫力,而德国政府说的是“会有”这么多民众感染。

就差这么一点,所有人都忙着锤英国,没有人来锤德国。

有人说当然不要锤了,人家德国是“做最坏的打算”,你不要断章取义,其实默克尔原话更吓人,她说:

“当病毒已经到来,而国民对这种病毒尚无免疫力,也不存在疫苗、特效药时,如果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下去,那么该人群就面临较高的感染比例——专家们预计可达到60%-70%。”

8300万德国人,70%就是5800万人感染!

我们信不信不重要,反正德国政府是把这个“即将到来”的感染总数当成了此后一切行动的前提。

德国政府认为,在疫苗到来前,消灭疫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让疫情“悠着点来”、“慢慢来”,可以“细水长流”,但不要集中爆发,这样医疗系统就不会过载、崩溃。

为了“生动”演示集中爆发和“细水长流”的区别,德国联邦政府发布的官宣图如下:

这张图下面还有一行字:

Je langsamer sich das Virus ausbreitet, desto besser.

病毒传播得越慢越好。

德国最权威的疾病防控研究机构RKI负责人称,德国疫情很可能要持续两年。

德国病毒学家、素有“德国钟南山”之称的德罗斯滕教授说:

“如果按照现在的传播速度,预计德国在三个月内到达发病高峰期,即使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的重症病人只有2%,我们的重症监护能力仍然存在问题。”

“但是只要“把这三个月的时间延长到六个月或九个月,德国医疗体系就可以应付了!”

只要拖慢传播速度,不要让所有人同时感染,卫生系统就有机会幸免于难。

德国政府给自己定下的最高目标,不是消灭,不是遏制,而是“延缓”:

让疫情的峰顶始终位于德国医疗系统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直到疫苗的出现。

“德国钟南山”还说:“这不是一次冲刺跑,而是一场马拉松。”

“除非2/3的人已因感染而暂时免疫,否则病毒还会继续传播。”(Das Virus werde sich erst dann nicht weiter verbreiten, wenn zwei von drei Menschen zumindest vorübergehend immun seien, weil sie die Infektion schon hinter sich hätten, sagte Christian Drosten, Direktor des Instituts für Virologie der Charité。)

至此,德国群体免疫,实锤。

你再看一眼上面那张图,如果我们好好算一下的话,绿色(延缓)部分的面积,还真不一定比红色(爆发)小,甚至可能还大得多。

翻译一下就是:即使“延缓”疫情,导致累计更多德国人感染,更多人死去,德国政府也依然会选择“延缓”。

因为他们的最高目标不是挽救多少条生命,而是始终不让医疗系统崩溃。

奇怪了,难道一台机器的平稳运转,比机器本身服务的目标还重要吗?

前几天还是“模范生”的德国,他们的响应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开始,德国疫情应对得的确堪称完美。

可是因为开场秀太完美,之后的每一步,德国不是踏错,就是踏慢一步。

1月27号,一家德国公司的中国员工在上海确诊,之前他在德国总部培训了几天,所以德国总部开始排查,结果一次确诊14例,还有从武汉接回的德国人有2例确诊,这些人和他们的亲密接触者都被严格地隔离起来。

德国政府迅速切断了传染源,这16个人都是轻微症状,两周后痊愈出院,再无新发病例。

之前对新冠有些紧张的德国人见状,便开始觉得中国人“小题大做”了。

有德国人说,这玩意还不如流感呢,小病小病。

2月中旬,德国开始了狂欢节,很多德国人休了假开始聚众狂欢,还有去意大利旅游滑雪的。

2月24号,意大利突然新增上百病例,死亡6例,同一天,德国小镇Heinsberg一个去过狂欢节的男性被送入重症监护室,确诊感染新冠,此后当地病例数量翻倍增长。

当地长官说“传染链已无法追踪”,却拒绝封锁该区域,甚至拒绝隔离所有可能和病人接触过的人,“否则我的危机应对团队一半的人都得被隔离”。

1月27号后时隔近一个月,德国出现了第二轮新冠疫情。

而这一次,“轻敌”的他们不再幸运。

当1月中国疫情爆发时,德国汉莎航空迅速中断往来中国航班,对入境的中国游客严格检查,入境后还要自我隔离14天。

德国外交部发出前往中国的旅游警告

而当意大利疫情开始爆发时,德国人什么都没做,旅游警告、入境检测、自我隔离一个也没有。

德国跟意大利虽然不接壤,但边境最近处距离仅60-70公里。

当意大利发布北部“封城”的新闻后,大量意大利人从北部“逃往”德国,而德国就默默地看着。

事后发现德国很多病例,都是从意大利带过来的。

3月初,疫情扩散蔓延,德国政府呼吁各地取消1000人以上的活动。

3月9号,曼海姆音乐学院举办了999人的音乐会,检票员数着人头放人进来,还给“多余”的观众办理了退票——可以说非常“严谨”了。

音乐会现场

而更荒唐的是,3月初,1400个医生聚集在科布伦茨,开起了急诊救援讨论大会,会场热闹非常。

关于口罩,卫生部官方给出指导意见:“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明显示,一个健康的人可以通过戴口罩降低被感染风险。”

德国专家纷纷站出来说,普通的一次性外科口罩没用的,“外科口罩的作用就与丝巾的过滤功能相当。”

如果你戴的方法不正确,或是你因为戴了口罩而产生懈怠的话,反而是有害的。

所以戴不好不如不戴。

求全责备,因噎废食。

而媒体也在为德国人“放飞自我”推波助澜:

德国的电视新闻报道“意大利的封城限制措施没起作用。”

德国国家二台的报道标题是:口罩“完全没有意义”。

于是本来就不爱戴口罩的国老百姓就更放心不戴了:

在默克尔电视讲话前,德国教育部长和卫生部长一致认为,德国不需要全国停课,理由是停课了医生护士警察还得在家带孩子,会影响防疫工作的。

德国没有全国停课

卫生部长还说,不用关闭边境,因为“恐惧产生的后果可能更大”。

3月12号,久未露面的默克尔召开发布会,说了3件事:

1)建议取消所有没必要的活动。

2)是否关闭所有学校和幼儿园,各州按实际情况各自决定。

3)尽量减少社交,少接触。

“建议”、“尽量”、“各自决定”,就完事了。

从2月底到3月中,德国的感染人数是坐着火箭涨上去的:

3月1号,60例;

3月9号,999人音乐会当天,1139例,并首次出现了2个死亡病例。

3月12号,默克尔发布会当天,2078例。

3月18号,默克尔电视讲话当天,10082例。

3月21号,昨天,20099例,累计死亡84例。

如果我们追问一句:德国为什么行动迟缓,为什么病例暴增,为什么死亡率偏低?

答案全在“分散”二字。

面对疫情,德国“中央”的卫生部门没有实权,只能发布建议和指导信息,真正的决定权在各州卫生部门自己。

默克尔电视讲话后德国各地开始的禁足、公共场所关门停业、学校停课等措施,也是她要事先跟所有州长商量好,最后由各州自己去执行的。

所以到现在德国各州在停工、停产、停学方面都还是稀稀拉拉、步调不一致,德国在家办公的人刚刚超过50%。

德国检测病毒也不靠“中央”实验室,各地都分散着可以进行快速检测的地方实验室,所以德国检测确诊的速度比很多国家要快得多——这当然值得肯定,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医务人员通知民众排队检测新冠病毒

尚处在疫情早期的德国,由于“分母”迅速扩大,加上医疗条件较好,呼吸机充足,所以死亡率(死亡数/确诊数)一直不高。

而且之前的死亡病例最低67岁,最高99岁。

但也正因为前期做得太好,死亡率不高,反而让德国很多年轻人更不把这个病放在眼里了,觉得得了也没啥,就是台“老年收割机”罢了。

轻敌。

总理都说了,60-70%的人都得感染,反正早晚要得,无所谓。

于是就在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的巴伐利亚州,慕尼黑民众竟然还在公园快乐地扎堆晒太阳!

慕尼黑警察在英国公园驱赶一伙年轻人

德国的医护人员心急如焚,他们手举标语拍照:

“我们为你们留在这里,

请你们也为我们留在家里!”

然而就在柏林的酒吧,收到周六晚必须关门的消息,很多人决定做“最后的狂欢”。

一名年轻女子作出冲别人脸打喷嚏的动作,引来满堂大笑。

几天后,柏林卫生官员表示,42人在柏林酒吧感染了新冠病毒。

社交网络上亦真亦假的病毒派对,地址真实存在,是一个酒吧,但名字却恶作剧般地写成“重症监护室”

联邦政府的“呼吁”“建议”,乃至地方上的“禁令”“禁足”,收效甚微。

默克尔说:“我们没有将万事万物集中于一个部门,这是一种优势。”

但面对新冠疫情时,德国人开始反思这种“优势”到底还是不是优势了。

德国《时代周报》发表文章《危机模式下的联邦制》:别的国家在新冠危机中实施强有效的措施,德国政府只是给建议——联邦制不行了吗?

在德国人看来,这种“地方分权”管理可以有效避免中央政府“一刀切”、“反应过度”的风险,但不可避免地也会带来地方“各自为政”、响应滞后的问题。

德国人不是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80年前他们办了一次,不光害了全世界,自己也遭受灭顶之灾。

所以他们长了记性,乐于接受现在这种分权管理的“保守”模式,十分事情七分做,七分事情三分做,绝不做过头。

这在德国政治制度中被称为“相对原则”(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inzip)。

如果你觉得默克尔电视讲话后德国采取的措施已经达到十分,那么说明在政府眼中疫情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十分——一旦宣布封城,就意味着承认为时已晚。

开局过于顺利导致的麻痹大意,加上这种保守响应体制的严重滞后,才让德国迅速成为今天欧洲疫情最严重国家的TOP 2。

前几天网上漫画#各国对于疫情的应对表现中,有关德国的那张是这样的,非常形象:

疫情不严重的时候,不作为;

疫情蔓延开的时候,建议各州可以作为(爱做不做);

疫情遏制不住的时候,请大家“慢慢得病”,不要扎堆让医疗系统过载。

有人说,德国这样保守分权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是碰上疫情,在平时也还挺好,地方充分自治,同时限制了联邦政府的过度干预。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制度会裹挟一股巨大的力量,让德国社会“保持原状”,让任何自上而下推动的变革都会遭遇巨大阻力,乃至流产。

德国社会观察家、记者伍伦韦伯说:

“相对于其他国家试图改善现状的态度,德国则更侧重于维持现状。稳定性是德国政治的核心。每个德国政客的最高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现有的社会成就。”

举个例子,德国其实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悬殊的社会,打个比方来说:

拿一张A4纸,竖向每隔1厘米画一条线,每条线代表了5万欧元的财富,画到A4纸顶端大约代表了150万欧元(约1100万人民币)。

德国超过50%的人位于这张纸的底部,基本没有任何财产;

德国99%的人都在这张纸上。而1%的富人,也就是90多万名顶级富豪,他们的财富“溢出”了这张纸。

德国最富有的那个人该把线画在哪儿呢?一米外?十米外?答案是:3.5公里之外。

如果刨去自有住房(不动产),只计算金融资产,最富有的5%掌握着全德国75%的财富。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贫富分化过于悬殊,很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灾难。

而德国靠什么维护社会稳定的呢?一般来说,让底层人民脱贫致富,跨越阶层,最有效的手段是教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但德国没有选这条路,而是走了一条给穷人“直接撒钱”的道路——高福利。

德国前农业部长在慕尼黑“免费食品发送处”为需要者发放蔬菜

自1970年以来,政府财政中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速度是教育支出的4.5倍。

德国在“扶危济困”问题上做了跟疫情中“救死扶伤”一样的选择:

提供好的教育,能“预防”一个年轻人变穷;

而直接给穷人救济,是“补救”一个已经潦倒末路的人。

德国的选择依然是“保守”的:用福利救济来“事后补救”、“亡羊补牢”来抚慰穷人,实现社会稳定。

就像在疫情里“拉长战线”、请大家“慢慢得病”一样,如果你对贫富不均心怀不满,我每个月都给你“撒币”抚慰,让你的不满没有“峰值”,让你在漫长的生活里慢慢捱,把不满稀释在时间长河里,这样整个“社会系统”就不会过载、崩溃。

什么叫“保守治国”、“佛系抗疫”?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柏林火车站附近的一名无家可归者

而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国家一旦选择“保守治国”,就会有一堆人围绕政策的“保守”来开发“生意”,最后反过来绑架德国,让它在高福利的失控轨道上越走越远。

你可能想象不到,社会救助产业是德国这个工业国最大的产业,从业人员在200万人左右,是德国汽车业人数的3倍,年产值1150亿-1400亿欧元,而救助行业的增速是国家经济增速的7倍。

德国纳税人交的每5欧元里,就有1欧元最终流进了救助机构的腰包。

进入21世纪,德国越来越多的健全人被认定为精神病人,越来越多的孩子患有学习障碍,柏林一个区有13.2%的儿童被鉴定为残疾,怎么回事?

不是德国人身心健康水平下降了,是救助机构鉴定一个人“需要救助”的门槛越来越低。

只要一个孩子被鉴定患有“残障”,那么他就可以被送进“特殊学校”学习,经营这些学校的私人救助机构生源越多,他们就能拿到更多的政府拨款。

而这些学校的教育水平令人堪忧,76%的学生离开特殊学校时没能取得普通中学毕业文凭。

对于下层阶级的孩子来说,一旦他们遇到困难,很容易就会被自动鉴定为残疾人,然后以救助的名义从普通孩子的行列分流出去,而一旦出列便终身不得归队。

而这对社会救助行业来说又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没有毕业证书的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得不到任何机会,还得领失业救济金,就还得来找救助机构。

等他们老了,还得安排住进养老院,到时候还有机构来“帮扶”你。

这就是德国“高福利”“广救助”的真相:只要你是下等人,只要你有难处,只要你肯点头做个“残疾人”,救助机构可以管你一辈子到死。

 而所有救助需要的钱,绝大部分都来自德国政府拨款,只有少部分来自社会人士捐款。

“残疾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这就是一个只进不出的社会救助体系。

德国很多学经济出身的人,从咨询公司或银行业,转而投身社会救助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已经和其他的行业没什么大的区别了。”

社会救助行业杂志《慈善内刊》出版人伊利斯•勒蒂希说:

“贫穷对这个产业来说简直是个绝妙的概念。‘相对贫穷’也就是低于平均水平60%的收入,这一标准保证了贫穷会永远存在。”

就在机构们发愁,德国国内的“穷人”和“残障”快开发殆尽的时候,叙利亚难民危机来了。

好些人都纳闷:德国为啥吃饱了撑的喜欢接收难民?

一部分是德国政府想要外来劳动力填补国内的空缺,但是结果弄巧成拙。

还有一部分是媒体的推波助澜,让欧洲人在前几年普遍患上了圣母病。

当德国敞开大门接收难民成为“民心所向”的时候,德国的救助机构也迎来了上百万的“新客人”:

难民们要在德国落脚安家领钱办手续,需要救助机构;

要找工作,需要救助机构帮着联系;

他们要回家,需要救助机构办返程手续,德国因为实在“养不动”了 ,还得出钱请他们走(每人给1000欧元左右)。

而这里面每一道“救助”都会给机构带来新的佣金、手续费和政府拨款。

一个叫哈拉尔德的人创办了家流浪汉救助机构,结果他被曝出年薪40万欧元,拥有别墅,以及一辆玛莎拉蒂公务用车。

德国救助产业忙活半天,救穷仍穷,助富愈富。

在慕尼黑免费食堂中进食的低收入者

你说德国救助产业难道不能被遏制、缩减吗?没人敢这么做。

德国拥有最多员工的企业,不是大众宝马、德国电信,而是明爱会,这个宗教救助组织的雇员人数超过50万人。

你把它灭了,谁来安排这50万人就业?别忘了,这个产业总共有200万人。

那难道就任由他们为所欲为,挟穷人以令政府,不能管管他们吗?

对不起,这个真没有,“在社会救助市场上存在着愈演愈烈的监管空白。”

更实在的真相是,政府官员不愿意管。

在社会救助企业中兼任高层职位的联邦议员,占全部联邦议员人数的 35%(218席),比议会最大党席位(193席)还要多。

救助企业的利益已经和立法行政官员的利益深深捆绑在一起,谁会去动他们?

柏林的一位市长说:“我们的街道和学校为什么迟迟得不到维护?因为我们把钱都付给了救助企业。”柏林的纽克尔恩区,全区年财政支出的40%最终都落入社会救助企业的腰包。

在德国的叙利亚难民

就像当年印度人饱受眼镜蛇肆虐之苦,印度总部颁布法令:向当局提交一条死蛇可以获得一卢比的奖励。

于是印度人开始养蛇,成批成批地拿去换奖励,蛇灾毫无缓解。

一位德国教授说:“德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正是这一现象的重演,我们所奖励的偏偏是我们希望消灭的事情。”

这就是德国为了“维稳”,采取保守福利措施之后,自食恶果的真相:

高福利制度没有帮更多德国人摆脱贫困,反而让贫穷和残障成为德国社会最稳固的存在。

社会基础设施得不到维护,底层的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却养肥了一大批吸食福利制度“鲜血”的机构和政商人士。

为什么讲德国疫情,我们讲到了救助产业上?

因为在我看来,“套路”都是一样的:

如果德国接下来真的对疫情采取“保守”措施,跟新冠病毒耗上2年,任由几千万人感染的话,德国很快就会发展出一个新的产业——“新冠”产业。

既然这是接下来1-2年的“新常态”,那么所有想要从中牟利的人就都不会闲着,他们可以像利用“贫穷”一样,利用“新冠”来开发新生意。

这样的“好生意”已经开始了。

比如这些天德国在边境扣押了瑞士、美国、意大利的口罩手套防护服等物资,都扣上“非法出口”的罪名予以没收,德国跟意大利交涉后放行,却说:您的83万只口罩找不到了。

这3次扣押里有多少猫腻油水,交不交“过路费”,咱不知道。

但我从德国留学生那里拿到的一手消息是:德国海关已经开始扣留学生从中国购买自用的口罩,必须交重税才肯清关放行。

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的中国留学生爆料:

有人100个外科口罩被收了70欧元(531元)的税,比口罩还贵;

有人30个N95+250个医用外科口罩,总计41.48欧的税(315元):

最离谱的一个,买了几百只一次性口罩,海关按10欧一只的价值,税25%,也就是每100只口罩要交250欧(1896元)的税。

没有王法,坐地抢钱。

只要德国法律还没规定这样做“犯法”,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德国的“新冠”疫情常态化牟利。

在新冠笼罩下的肮脏产业,完全可以把触角伸向生活必需品、医疗物资供应、边境通关检查、难民救治等各行各业,最后定会反过来侵蚀毒害德国社会自身的利益,而这才是德国迟钝、保守的政客们应该警醒的。

一个国家社会面临新问题,无论是病毒爆发还是贫富分化,政府都不应该逃避问题、“怕一时应付不过来”就破罐子破摔,能耗一天是一天——结果是最后小病拖成了大病,短痛长成了再也割不掉的长痛和毒瘤。

更何况,最新研究显示:德国政府和专家的“如意算盘”很有可能打错了!

如果政府继续采取“延缓策略”,结果可能是更严重的失控。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最新权威报告表明:如果采取“延缓策略”,最终可能导致英国有25万人死亡,美国则是110-120万人死亡。(没有提德国)

在延缓策略下,疫情的蔓延会有所放缓,但是仍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模型预计,高峰期ICU床位需求高出医疗系统能力的8倍——这完全与德国“缓释需求”的臆测相反。

研究的最终结论是,英美两国别无选择,只能转向“阻断”,而不是“延缓”,因为这是目前扭转疫情的唯一可行方法。

在世界各国纷纷“醒悟”,采取积极措施抗疫的当下,我们强烈呼吁(好吧,我们也只能“呼吁”)医疗资源发达的德国,不要再当“缩头乌龟”,不要再消极怠惰地实践英国人已经抛弃的“群体免疫”!

1968年,德国有了一套自己的《紧急状态法》,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部法案从来都没有启用过。它可以赋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接管医院和医疗设施、集中控管所有紧急服务、实施隔离并设置路障。

如果德国政府还把8300万老百姓的人命当回事的话,就该拿出一个欧洲大国应有的“精气神”来,不要再像一帮散兵游勇一样“混日子”。

德国《今日新闻》节目发布消息说,德国今晚18点会在德国全境响起贝多芬的《欢乐颂》,以鼓舞民众“士气”。

希望德国人终究能像他们的先辈那样,紧紧扼住病毒的咽喉,绝不屈服。

不要让德国,成为第二个意大利。